原创陈艺娇零度往上
“我们要乐在其中。”他说，“我也希望，把‘乐在其中’这个词，交给年轻的科学家们分享。”
▲傅廷栋。
傅廷栋，年9月生，广东郁南人。作物遗传育种学家，华中农业大学教授。长期从事油菜研究，在中国国内首次育成甘蓝型油菜自交不亲和系及其杂交种；在国际上首先发现波里马油菜细胞质雄性不育，并被应用于育种实践。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（TWAS，现称发展中国家科学院）院士。现任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，国家油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，国家油菜武汉改良分中心主任，曾任国际油菜研究咨询理事会（GCIRC，巴黎）主席，第十二届国际油菜大会主席。
总策划
何兰生
监制
杨志华
冯克
张凤云
统筹
梅隆
文
陈艺娇
编辑
陈艺娇
美编
刘念
出品
农民日报社
武汉，华中农业大学，油菜试验田。
这里是国家油菜武汉改良分中心。今年2月份的一天，一位85岁的老人穿行在油菜试验田里，他身上挂着一个黄布包，穿着长筒雨鞋，一边低下头用笔记录着什么，而他的身边，一垄垄油菜长势茂盛，中间星星点点冒出几簇金黄小花。快到油菜花盛开的时期，他几乎每天都下试验田观察、记载，一干就是六、七个小时。而这种田间观察的工作，他已经坚持了六十多年。
这位老人叫傅廷栋，很多人也称他为“油菜院士”“世界杂交油菜主要开拓者之一”。
上世纪70年代初，他发现了国际上“第一个有实用价值的油菜波里马细胞质雄性不育（Polcms），为杂交油菜实用化铺平了道路”。专注杂交油菜育种六十余年，傅廷栋带领团队先后研究培育出80多个油菜品种，累计推广种植超过3亿亩。风风雨雨六十年，一路走来，经历了艰难困苦、误打误撞，而如今的他，似乎还是那个守在油菜花田里、怀着家国情怀初心的少年，屏气凝神，静待一株株油菜花开。
生于战火
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傅廷栋对于童年的记忆，也是一颗家国情怀的种子。
年，傅廷栋出生，那一年，广州被日本人占领了。他的家乡郁南县连滩镇距离广州大概还有公里，尚未被敌人入侵。那个时候，很多广州、珠三角做生意的人们来到这里逃难，一些小工厂和学校也随之搬到连滩镇。“像广州很有名的教忠中学、知用中学都搬到了我们那个小镇上，师生就住在农民的房子里，我们小孩子都去玩过。”他回忆道。
到了年，日军的火炮打到他的家乡。那时的傅廷栋在连滩镇上小学二年级，由于战乱，学校都关门了，学生们也大多跑到乡下去。“在村里，敌人的炸弹飞驰而过，镇上的房子也被烧得乱七八糟，这些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回忆起那段战争岁月，傅廷栋对一件往事印象很深。
年农历正月二十，正逢镇上一个民间艺术节，一大群乡民抬着张公庙菩萨的雕像游街，数万人都来看热闹。正当村民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时候，突然飞过来了几十架日军飞机，吓得所有人四散逃跑。“当时那个场景，大概有几万人都在跑，哥哥拉着我也躲到了竹树林里。”他说，“那个场面我印象很深。后来镇子被占领了，三分之一的房子被烧了，我们躲到了老家塘村附近的山洞里，有时能听到敌机轰炸的声音。”
儿时的经历在他内心深植。即便过了几十个岁月的光景，他的脑海中仍然常有这样一个画面：年幼的自己被大嫂背在背上，连夜赶到山上躲避日军。大嫂一边走一边说：“以后怎么办呦。”“大家都痛恨侵略者，盼着能早一天回家。”
不久之后，傅廷栋和年长三岁的哥哥一起被送到更靠近山区的姨丈家。在去姨丈家的路上，看到一大滩血渍，姨丈告诉他，前几天日本兵在这里，杀了一个路过的农民。对敌人的仇恨和恐惧，就这样深深印在了七八岁孩子的心里。
很快，随着年抗战胜利，在被迫失学了半年多之后，学校终于复课了。有一次在课堂上，老师布置了每人写一篇文章，傅廷栋独出心裁，写了一篇“我是一艘舰船”的文章。
“一开始，我（舰船）载着中国士兵们把日本战舰都消灭了，后来敌人来报复，把‘我’包围住，中国士兵全部壮烈牺牲，舰船的‘我’被俘虏了，日军逼迫‘我’载着他们的侵略军向中国军队进攻，我非常生气，一头撞在礁石与几十日军同归于尽。”回想到当时的情形，八十多岁的老人笑得像个孩子，“因为我写得挺生动，这篇文章还被老师表扬了，在班上宣读。”
人们常说，孩童时期的影响往往会伴随一生。对于傅廷栋来说，选择农业这个领域，并且为之钻研半个多世纪之久，与儿时建立的家国情怀是分不开的。他常说，农民是我们国家最勤劳、最辛苦的群体，为了整个国家的建设，他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我们搞农业研究就是为他们服务的。“为他们提高产量，帮他们解决问题，减少他们的劳作强度，也为他们改善生活。”
直到后来做油菜育种的研究，傅廷栋对于农业科研人员的职责和使命有了更明确的认识，“我搞的是油菜的研究，实际上我们的目的还是让农民通过种油菜获得利益，最终目的是为农民服务。”他说。
近年来，常有电视节目和各类采访找到傅廷栋，在分享科研故事、成长心得的同时，他常会提到的关键词是“责任”。
“我们搞科学工作的，最大的责任就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。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几十年，还是源于这份责任感。我想要承担起这份责任，这也是我做科研工作，搞科技创新的最大的动力。”
误打误撞
提到从农之路的选择，就不得不提起广东的一所学校。
新中国建立之初，傅廷栋的家乡连滩镇只有一个高中，叫喜泉农业职业学校。这是一所成立于年的老校，在当时的广东全省都非常有名。到了择校的年纪，他很自然地选择了这所家乡的学校。
“最开始，我对学农没什么感觉，反正有书读就行了。”傅廷栋告诉记者，当时学校倡导一句口号：“农夫身手，科学头脑。”大意就是，培养的学生要能动手，又要用科学武装头脑。因此学校里的课业安排不是光读书，还有农场劳动课。比如学校规定，开学第一天每个学生都要带一个农具（锄头、铁锹、镰刀都可以）去报到，年9月傅廷栋就是从家里带了一把锄头去校报到的。“那个时候，农场实践占了学业的很大一部分，我们都学得很扎实。”
过了半年左右，因为镇上条件有限，年春，学校从郁南县连滩镇搬到了肇庆市，学校的名字也改成广东省西江农业学校，隶属于广东省农业厅直接领导。
对于这所“人生奠基石”一般的学校，傅廷栋是有着特殊感情的。谈起当时的情景，老人记忆犹新。
搬校那天，近名师生坐了8条大木船，划了两整天，到达位于现在肇庆鼎湖山脚的新校址，原先是一所工业学校，抗战胜利后已搬回广州。新校园的条件相比在连滩镇的原址好很多，用于实践劳动的农场更大了，住宿条件也改善了。“我们的母校现在还在，去年我回去了。学生们看到我这个老校友，也很高兴。”他说。
到了年，高中毕业之后，傅廷栋被分配到广东中山县横栏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。而这也是一个转折点，在这里，他与农民“三同”（同住、同食、同劳动）开始了相伴一生的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，也是在这里，他真正体会到了学农、干农的价值和意义。
“在读中学的时候，我喜欢看小说，想当个文学家，也想过以后找机会再改读文学。但在中山县工作的两年里，我坚定了学农的决心和信心。”他说。
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16岁的傅廷栋是整个农技站里年纪最小的。农民们亲切地叫他“同志仔”，就是小孩的意思。
年，广东珠江三角洲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螟虫虫害，给这个刚刚从事农业工作的年轻人深深的触动：螟虫使水稻损失30%-40%，严重的田地达70%-80%。当时，还是一名农技员的傅廷栋看到一个农民坐在稻田边上流眼泪，一股悲伤涌上心头：“一方面觉得我的技术不能帮他们解决问题，心里特别内疚；另一方面我也认识到农业太重要了，我下决心一辈子搞农业，为农民解决困难。”
那一年，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，国务院发表文件《动员在职干部报考高等学校》，傅廷栋感觉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，就和在同一个农技站里工作的3位同学向区领导写报告，申请去参加高考。区领导说：“让年纪最小的傅廷栋去试试，年纪较大的两位留下工作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”这样傅廷栋获得报考的机会。在申报志愿的时候，他填写的都是华中农业大学、西北农业大学等农业院校，填报的专业也都是农学。最后，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，并且在这里一直任教至今。
学农的大方向定下了，在考取研究生的时候，傅廷栋又面临着新的选择。在60年代初期，油菜这种小作物并不像水稻、小麦、玉米等大宗作物得到更多的